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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理论论文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例。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上均有公共利益条款。有关的法律上的措辞有：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国家经济计划、社会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等。立法措辞上显得有点混乱，但从其他措辞的基本意义来看，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和其他国家的“公序良俗”概念是基本相当的。
世界范围内首先以法律形式将公序良俗原则规定下来的是18《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法律。”第1131条和第1133条规定:“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基于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此时,公序良俗不过是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的限制。
到了《德国民法典》,公序良俗的观点成为了支配私法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该法典第138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以后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的民法典纷纷效仿这一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2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苏俄民法典》第49条规定:“实施目的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民主德国民法典》第68条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所不容的契约无效。”
(二)、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性认识及其评估。
1、主观公共利益论和客观公共利益论。
防止恣意决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存在着两种进路。一种是从实体出发，说明权力的'合法边界;另一种是从程序出发，以框架下的民主决策程序限制恣意行使权力。按照前一进路，客观上存在公共利益概念的合法边界;按照后一进路，公共利益概念是主观的，随参与决策程序的主体以及决策规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公共利益客观说在大陆法学上受到重视。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恩的“量广”、“质高”理论，影响颇大。华特认为，公共利益是受益者尽量广、对受益人生活尽量有益的事物。[2]此外，在经济学上的公共货物理论也提供了一种客观解释。该理论把产品和服务分为公共货物和私人货物。在私人提供公共货物的情况下，消费者将“免费乘车”，即享有这些货物而不付款。潜在的供货人会因此转向其他地方谋取利润。因此，如果私人无法提供某种公共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它就需要由国家予以实现的公共利益。公共货物说的理论大致是清晰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货物的外延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公共利益客观说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性的客观判断标准。更令人不安的是，公共利益客观说具有决定论的色彩，导致以权威损害民主。因此，另辟蹊径，假定公共利益是主观的抉择，依靠公正的程序界定，在有的时候似乎更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这就是主观说。
2、公共利益的具体表述的两个不同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具体列举哪些是属于公共利益。如粱慧星的《物权法(草案)》中第48条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走的是日韩等国的列举概括。在我国的其他单行立法中，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列举性概括的，比如，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就规定了几种类型的信托属于公共信托。这些列举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公共利用的内涵，但有在部分领域内相对确定的意义。即在这些领域只有这些情况属于公共利益。
第二种方法是，澄清公共利益的内在含义是民法学家史尚宽先生在谈到公共利益时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共利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盖以公共利益理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为强调社会性之意义，该用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这种说法，旨在表明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
而流行欧美的卢梭式的民主理论则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所谓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意志。还有人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有关各方进行冲突和达成妥协这一过程的结果，如果政府的行为表达了这一妥协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是对公共利益的列举性认识，还是对公共利益本身内涵的追索，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列举性认识能够让公共利益的内涵在某些领域相对确定些。而对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追索，也使人们在考虑一项事件是不是公共利益所应当注意的几个方面。
三、对公共利益加以司法审查的几点建议。
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但在实践中相当复杂,我们还有必要讲究一些寻求公共利益的基本方法，或者探索一些可以利用的规则。
(一)、可以把公共利益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分类。
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国内外立法已经很好的确认了一些公共利益属性比较明显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可以在我们的立法中进一步确认，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对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分类从而以类型化的方法将当前社会中的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归纳出来,确立对实务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
(二)在具体个案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认识的时候，应当先从个案中抽象出来看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然后再回到个案中去。从个案本身看公共利益开始是只能有表面的一般人的心理层面的认识。这就有必要从个案中抽象出一般情况，来同我们以往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加以比较确定，最后再回到具体的个案中，以指导具体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具体的个案中，我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应该打破传统的错误认识。传统上，这时候提到公共利益，就把他归入到很多人的范围中去，而具体的合同条款就属于合同几方的事情。但在实践当中，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项，它所实际涉及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与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在某一个合同中，合同所涉及的可能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把合同放在社会领域去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写出相似的条款。所以，每一个合同的背后都暗含着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在抽象上讲，公共利益是群体性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整体利益的。但在具体的办案中，很多时候却要把实际的公共利益和实际的个人利益看做是一群人与一群人的较量，而不是一群人对几个人的较量。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预防假借公共利益，以所谓的多数人的利益来压制具体相对人的利益。
(三)公共利益不仅仅是个法律概念，有时候还被看作是个政治概念。所以有时候在评价公共利益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在我国曾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我国新的合同法却没有确定这种做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违反政策、指令性计划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把他们也纳入公共利益这个框架中加以考量，避免某些人、部门打着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之名，行谋取不法利益之实。
(四)在具体的个案中，公共利益是排除合意的。合同虽然从起初是合同各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这种合意超过合理的界限的时候，即使合同各方认为他们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否真的符合，仍然需要外在的裁判者加以裁判。因此，关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不能调解的，在问题的定性上，必须由裁判者给出明确的判断。
(五)公共利益是相对保守的。看一个事情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一般应当基于就过去对这项公序良俗的共同性理解或者过去社会对这项公序良俗的一般心理认识。以个案来否定、打破既有的认识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也是必须慎重的。比如说，一个人定了个合同，把他的遗产赠与他的情妇。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
(六)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机关应该是法院。要正确处理行政机关的界定和法院之间界定的协调。鉴于目前司法机关受到地方政府很大影响的实际，有必要提高“公共利益”争议案件的审级，当事人一方是县级政府的，一审则由中院审理，以此照推，以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不被滥用。
(七)公共利益不是经营性的利益，公共利益从其本身而言决不能是经营行为，不能追逐利润。否则，不成为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服务。公共利益注重福利性，而非获利性。注意到了这点，就能一定程度上警惕有些人因为某些事项内在的获利性诱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李累，《略论我国宪法财产征用制度的缺陷》，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42卷。
[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3]高天姿、王才亮，《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载《中国律师》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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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7]金振豹,《对一起“第三者”受遗赠案的思考》,载《法学杂志》第2期第24卷。
论文
民法是一门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权益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我在过去的学习中接触了大量的民法理论和相关案例，并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通过这次学习和论文写作的经历，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民法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民法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思考。
首先，在阅读民法的过程中，我对合同法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合同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进行交易的基本形式，也是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学习民法，我了解到合同的要素和成立，以及当事人的权益和义务。例如，在论文中我研究了合同的解释和履行问题，揭示了合同解释的原则以及当事人应遵守的义务。这使我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签订和执行合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权益，以避免纠纷的发生。此外，我还了解到了民法中对于合同无效和违约问题的规定，这为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其次，在研究民法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私权制度的重要性。民法确立了人身、财产等多种个人权益，并规定了如何行使和保护这些权益。在论文中，我研究了人身权的保护以及财产权的转让和保护问题。这使我意识到了民法对于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的重要性，也深刻领悟到了如何依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实际中，我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购买商品时，会更加关注合同条款是否合理，以避免权益受损。
再次，读民法让我认识到了法律的实效性和灵活性。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它们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在论文中，我研究了一些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官裁量权的问题，发现了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和难题。这让我认识到，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灵活运用法律，注重创新和实践，以达到法律目的的最佳效果。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法律改革和制度的完善，使民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需求的要求。
最后，读民法也让我明白了法律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虽然民法可以提供法律解释和规范，但在现实中，依靠法律保护个人权益的方式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论文中，我研究了民法中的救济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意识到法律仅仅是一种保护权益的手段，它需要和其他力量和机制相结合才能实现最佳的效果和公正。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法律，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自身的主动权益保护。
综上所述，通过阅读民法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我对民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合同法的理解、私权制度的重要性、法律的实效性和灵活性以及法律的局限性等问题，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认为，这些体会和思考不仅仅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深入学习和研究民法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学习方式，它将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法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的关联性论文
而平等的观念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法哲学命题。
本文旨在对民法平等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平等观念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并且是在与特权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国葬典礼的演讲中,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在公民私权方面,人人平等”的口号。
在古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罗马法深受希腊自然法思想的影响。
公元2,卡拉卡拉帝颁布了著名的“安东尼亚那敕令”,正式废除了市民与臣民的区别,从而使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一般都取得了市民权,使平等观念成为罗马法和法学发展的根本性支柱,并使罗马法获得世界性意义。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平等是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在封建的中世纪,农奴制下的人身关系是依附性的,不存在主体之间的平等,民法亦随之衰落。
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此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法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便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八条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规定为“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并于第七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与选举法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其他西方国家的法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无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法之平等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平等原则作为一个民法原则,当然地具备基本原则的一般功能,包括立法准则,行为准则和司法准则,补充立法不足创造司法解释等诸种功能。
同时,平等原则又具有独特的功能。
第一,平等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体现的基石。
正如上文分析,其他基本原则都是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平等原则外化的结果。
第二,平等原则是私法自治的基石。
“市民法”包含了“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成为一个特殊的理念。
私法与公法之分野,其中一个标准即为“主体平等”,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是私法自治的基础。
“私法自治尊重人,关心人,视人为终极关怀,这极大地唤发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将给社会创造极大的财富。”在这个层面上,平等原则的功能已经跃出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体系,而成为统率民事法律的立足点。
(一)相同事务相同对待。
相同的事物相同地对待,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传统观念的改变、人们信仰的转换、社会道德判断标准的变化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正如哈特所说的,其“有两部分组成: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相同的事物相同地对待’的格言之中;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者是不同所使用的标准。
”这就像什么是真、高、暖的观念一样,这些观念都隐含地参照着一个随着不同事物进行分类而变化地标准。
一个高个子的男孩可能与一个矮个子的成人的身高一样,一个温暖的冬天可能与一个冷凉的夏天的气温一样,一个伪造的金刚石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古董。
可是,平等的观念却比这些观念更为的复杂。
因为高矮、冷暖、大小有具体的可计量的数字作为依据。
可是,作为价值观念的平等却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作为判断依据,人们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地检验各种法律原则包含地判断标准的有效性。
在判断影响人们生活的法律规范的适用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本身所追求的目标,即公平、正义。
为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双眼仔细地、认真地观察人们的生活。
也只有站在生活的基础上,才能知道法律规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所有权平等保护。
1、个体公平。
过去我们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的前提下才会有个人利益的实现,并将社会整体的利益就等同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给社会利益让路、个人利益必须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
这种观念的危害性是巨大的,我国早期的“生产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无不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旗号,可是其结果不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没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发展,对个人利益更是造成了严重侵害。
可见,社会整体利益并不等于个人利益,有些时候还会与个人利益相对抗。
2、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
私有财产一经产生,对它进行指责的声音也就从未间断过。
人们总是批评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仅仅是为了保护拥有社会大多数财富的富人的权益,只是富有阶级统治非富有阶级的工具。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私有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当今,虽然所有权的行使已经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即所有权的社会义务理论,但是人们依然像信仰上帝一样坚持“私有财产非经法律规定不得侵犯”的信念。
这是因为,所有权的保护有其特殊意义:不因所有者的阶级、性别、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肤色、年龄以及财产价值的大小,都受到同等的保护。
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在所有权这一概念之中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只有“你的”与“我的”区别;而没有贵贱之分没有特权阶级。
所谓的“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其实就是从“身份”向“所有权”的转变。
(三)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还要求法律必具备形式上的合理性。
何为“形式合理性”呢?法律是明确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只要有确定的事实,就一定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就一定能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
这种观点被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或“规则主义”。
它坚持法律的确定性和结果的惟一性。
连接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则是形式逻辑推理。
整个法律运作就如同一台加工机床,只要提供一定的材料,就一定会产生确定的产品。
这种法律观曾在现代法制形成过程中占据主流地位。
马克思・韦伯认为欧洲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国家的法律具备逻辑形式理性的特征。
d・m特鲁伯克把这个含义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规范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上,那种思维富于及高的逻辑系统,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里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认为只有“法律上的形式主义才能使法律制度如同技术上理性的机械一样地运作,也才能担保个人和团体在该制度内,拥有最大的自由空间,及增进他们对行为之法律效果的预测可能性”,主张以逻辑形式理性的法律,排除政治力或经济力介入法律,以求法律运作的形式公平与可预测性,担保个人的经济活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昂格尔也曾说过,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历史上,有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即法律的形式问题。
可以说,平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
平等原则集中地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构成了民法的灵魂。
同时,平等原则来源于商品经济条件,它不仅肯定交换主体的独立性和意志自由,更重要的在于它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维护交易双方公正的利益,实行等价有偿的原则。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论文
作为一门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学科，民法在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民法，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案例研究，并撰写了一篇关于民法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研究了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探讨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对此我有了一些深刻的体会和心得。
段落二：对民法理念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我对民法的理念进行了深入思考。民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私权，并通过规范各种民事关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民法也注重平衡不同权益之间的关系，减少权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案例的研究，我认识到保护私权和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必须在平衡二者的基础上推进民事法律的发展。
段落三：民法实践中的挑战与对策。
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性和适用性的关键。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民法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民事关系越来越复杂，民事纠纷的数量和种类也日益增多，这给民法的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司法体系和专业人才建设，提高民事纠纷的解决效率和质量。其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民法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网络购物纠纷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我们应及时跟进并加以解决。此外，还需要不断完善民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确保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和公正性。
段落四：法学研究的价值与影响。
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和案例，我深刻认识到法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和影响。法学研究不仅可以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还可以为法律实践提供经验总结和借鉴。通过对各种法律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民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此外，法学研究也可以促进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养，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深化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应用。
段落五：个人的成长与展望。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有关民法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能力。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我提高了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研究方法和文献筛选上还有提升空间，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未来，我将继续深入研究法学理论，扩大研究领域，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
通过对民法的学习和研究，我深入了解了民法的理念、挑战和法学研究的价值与影响。民法在维护公民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通过不断深化研究和学习，我们可以推动民法的发展和完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我将继续努力学习，以期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法心得体会论文
自从2017年10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是我国民法的基础法，也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修订主要是针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需要，强调个人权利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法制的进步。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民法的重要性，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思考与体会。
第二段：对民法的理解与思考。
民法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关乎到个人权利与义务，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理解民法的本质是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及其财产利益。不仅如此，民法还体现出宪法的核心原则。例如：平等、自由、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等。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法律的运用是有很大的社会背景的，法律的规定对于全社会团结和谐、安定发展、文明进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段：民法的应用与情形。
在学习民法过程中，我了解到民法的条文会对公司、个人、家庭等方面都有影响。例如：婚姻法的规定，民事诉讼规定、所有权、债务等等。另外，民法条文还会涉及工商、金融、税务等诸多领域。例如：商业合同中的货款支付、房产买卖交付规定、保险合同等规定。这些条文的存在，明确规定了每个人在一定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避免了纷争的发生和加剧。
第四段：我国民法的不足。
所谓新法容易旧病难治，在民法修订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是要不断完善。尤其是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个人信息越来越容易被侵犯，如何保护市民不被侵权，成了政府和法律人不可忽视的事项。此外，民法条文量多，与公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实体问题并不是所有条文都覆盖到了，可能还会有遗漏或不足。
第五段：个人感悟与总结。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生活之中，用法律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了解民法的范围与内容，以便在自身例行活动中能更好地遵循法律条文，尊重他人权益。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遇到不法之徒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和维权，促进和改善法律环境。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发挥好民法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作用。综上所述，民法是公民生活的重要法律依据，它不仅于日常生活有着实际应用，更是促进社会文明的重要保障之一。
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公共管理的公共利益是怎么样的?恐怕我们这些没学过公共管理的人士是完全不懂的了，那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相关论文，看一看懂不懂吧!
论文1：浅析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摘要: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大多数人共享的特征，在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创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所以如何实现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中的核心目标，对公共利益的研究是公共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与公共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含义及特点的界定上，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中如何平衡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利益;关系。
一、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特点。
要区分公共利益之前，我们首先对利益做一个简单的界定。
利益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我们可以选择不使用我们的利益，但是拥有利益却是每个人的权力。
第一，利益的需求具有普遍性。
利益的需求因人而异，但是每个人相同的是都会有利益的诉求。
不分性别、年龄或者高低贵贱，在这个各方面伟人和普通人一样需要利益。
第二，利益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不管是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来体现，在这一方面具有客观存在性。
第三，利益是人们生活中所必须的，比如生存和生活。
第四，相对于主体来说，利益算是客体，但是在需求上与主体是具有一致性的。
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成两部分进行理解，它主要包括了公共和利益两方面内容。
由于公共这个含义比较难以理解，从而促使公共利益研究比较难以做出比较明确的界定。
第一，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的受众范围更加广泛，即全体社会人民，包含的内容十分复复杂。
通常来讲，利益和需求之间是有着相应的关系的，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并不构成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也不一定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比如，公共广场、公共汽车以及公共环境等，彰显的并非是单个人的诉求，而是尽量做到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公共利益带来的好处，因而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所显著的区别就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
第二，公共利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共享性，即建立在社会会上的每个人对自己应该享受的公共利益平等索取的基础上。
尽量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平等的享受公共利益，但是也并不排除公共利益在实际的分享中会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例如，把社区看成是一个公共场所，社区的居民在社区中所享受到的可以当作是公共利益，但是份额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会多一点，可能会少一点，不会实现绝对的公平。
即便是某些居民已经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所分享得到的利益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要想解决这种冲突，主要由两种方式：一是为了防止公共利益受众不均，应对其中的差额进行控制，避免份额继续扩大，尽量追求公正平等。
二是在分配的过程中，若发生拥挤，可以采用收费的方式保证公平分配的顺利进行。
(二)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除了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结合社会的力量，既需要法律规范的约束，也少不了道德观念的制约，再加上一些新的技术和观念在公共领域的辅助，这样公共管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有效结合，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为人民群众多谋社会利益。
所谓的公共管理就是和社会性质相关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这个过程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共同参与，共同致力于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的重要手段，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就充当着主体的作用，而政府在这其中处在一个统筹全局的领导地位，利用各种法规和权利影响着公共管理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然而随着公共管理的进程不断前进，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了轻微的变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管理工作将由政府一方转移到非政府一方。
二、公共管理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的主体所做的努力是公共利益实现的保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给予充分的政策指导。
在公共管理中，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毕竟群众才是公共利益的最终享有者，政策的制定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管理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各相关方经常会在某些重大政策的制定方面出现难以协调的局面，影响整个大局的实现。
而政府在这其中应该起一个主导大局的作用，统筹全局、协调各方，从公共利益出发，避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现冲突的局面。
关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公共管理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手段，也是保障，公共利益应该是公共管理需要最为核心的目标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来源。
人们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利益性和导向性的，更通俗的一点说就是和经济人的假设是类似的，人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这也就是创造价值以及实现价值的一个过程，没有利益，价值无从谈起，换言之，没有利益，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二)公共利益决定公共管理的形式。
上面我们说过，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一方面是物质的，即外在需要，一方面是精神层面上的，即内在需要，即便可能不被每个人都意识到，但也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力求满足两方面的需求。
但是公共利益又不是受每个人的意愿左右的，公共管理也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政府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
政府在实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时候，保障公共利益实现自身职能。
但是，在公共领域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个人一般会选择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共利益采取漠视的态度。
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此时就应该试图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就应该时刻牢记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三、关于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的思考。
(一)公共利益的考量标准不全是依据需求者数目。
在进行公共利益的决定时，如果所有人的趋向都是相同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大众的需求就是公共利益的体现。
比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对公共利益的趋同，大家一致需求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容易使人们在公共管理领域作出决策。
但是当人们的利益存在分歧的时候，是否还存在公共利益，或者说是否大多数人的需求就是公共利益?事实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
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这种公共利益被多少人需要。
被大多数人需要或认可的自然是具有共享性的社会利益。
但是还有两种特殊情形：一是并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社会利益，可能只有少部分人需要，但是由于社会的分享性，这同样可以称之为公共利益。
二是这部分利益可能只有少数人需要，但是却对多数人产生影响，他可能由于这少部分人的接受而是其余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被动接受，通过合法程序实现。
公共利益不仅仅是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更不能以人数的多寡。
其实，公共利益的决定性特征应该是，这种利益是否具有分享性，能否通过分享性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可，并创造福利。
(二)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
传统观念认为，公共利益表现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所选取后者时所做的抉择，即公共利益其实和国家层面的利益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法就减少了各种层次的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之间的冲突。
然而，社会分享性中的“社会”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层级性的。
在我国，社会既可以指全国范围内，也可以小到一个省市县等行政区域，这样在空间层面，社会的范围就有了区分。
民法学论文
现在，无论我们是打开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还是心无杂念地走在街上，坐在咖啡厅里，甚或背包行走乡间，都可能会有各种自然人形象代言的广告充斥眼球。哪怕闭上眼睛，也有名人熟悉的声音向你介绍或夸赞某个产品。我们已经无从考究到底谁是第一位为产品代言的明星，但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明星代言广告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类广告使我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代言产品的明星形象掏出钱包。形象代言可以快速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知度和识别性转移到被代言的产品上，以影响消费选择，增加销售额度。换言之，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可以产生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根据知名度不同，明星通过代言广告获得高额的代言费，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名人形象为其产品代言后，遭受的高额诉讼赔偿。名人的肖像作为传统人格权保护的内容，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我国民法中，人格权保护精神利益，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那么高额形象代言费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形象为产品代言后应支付的高额财产损害赔偿的民法请求权基础又何在？对这一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进入承认并保护此种财产利益但说不清楚为什么的状态，我国学术界虽然也有近二十年的研究，但在基本术语选择上都未达成一致。对于自然人表现于外的，具有识别性价值，并能将消费者对自然人的认知度转移到产品上的外在形象，究竟用怎样的术语概括，民法学界众说纷纭。在基本术语选择上的分歧体现了对形象代言这一法律现象之民法学本质认识不清。术语选择这基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难以实现制度的合理建构。对自然人表现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民法学界在术语选择上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为“旧瓶装新酒”的思路，以民法理论中旧有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人格权、人格要素；其二为“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创设民法理论还没有的新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使用形象、人格标识、人格标志、人格符号。
（一）以“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使用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的代表作是程合红在政法论坛上发表的文章《商事人格权――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与保护》，该文是对以自然人形象为产品做宣传广告的社会现象提供的法律解决路径，全文举例说明了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现象，但没有交代为何使用“人格权商业利用”这一术语，也没有界定术语的含义。但人格权作为传统民法理论中固有的术语，尤其特定含义。人格权始于财产权相对的，用以保护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利益的权利。人格权是一种内向性的非财产权利，显然与承载财产利益的自然人外在形象不同。更何况，将人格权作为商业利用的对象除了在动宾搭配上存在基本语法错误外，也显露出将精神性权利与商业化利用联系起来的内在逻辑矛盾。因此，用人格权这一术语来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不合理。
（二）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李建伟和郑其斌的《论人格信息财产权――附着于人格要素的经济利益的定位与保护》一文，文章以人格要素概括这种现象的目的在于标明其与主体本身的天然联系，以确定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但是人格要素在民法学中一般是作为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来使用，既包括肖像、姓名等外在人格表征也包括身体健康、自由等内在人格需求，而且以其上所承载的精神利益为观察对象。因此，人格要素这一术语虽然可以拉近代言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距离，有助于认识此种经济利益产生的本质和权利归属，但借用人格权保护客体这一术语，容易使人格权本来就不十分清晰的权利体系更加混乱。同时，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很难体现其外在可识别性的本质特征。
（三）以“形象”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名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及其权利保护严格―形象权的历史解读》和《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前文中的形象一词特指自然人形象，后文中的形象既包括自然人形象也包括角色形象。形象这一术语关注外在表征，也符合日常用语习惯。但“形象”一词一般指一个人的外表和容貌，是个人的实体性表征，而不是以载体展现出来的个人具有可识别性的特征。现实生活中被用作商业利用的是个人实体形象以一定载体（照片、录像等）体现出来的可识别性特征。因此，形象一词的使用容易在进一步对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和利用方式进行分析时产生阻碍。
（四）以“人格符号”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此种观点的代表是《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使用这一术语是在充分认识到：此种财产利益之所以会产生是源于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一种可识别性的符号即意味着经济利益。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符号有两类含义，一是指记号、标记，二是指佩戴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的标志。无论哪种定义，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中立的术语。此一种术语的使用容易使人割裂自然人可识别性形象上的财产利益与其人格利益之间的联系。
（五）以“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标识和标志在汉语里面是可以通用的词语，其含义相同。因此，此处做统一考察。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和《论人格标识商品化及其民法保护》，前文作者对人格标识的含义做了基本介绍，认为人格标志是“对姓名、肖像、声音等可以供以识别自然人的标记的统一称谓”。后文作者将人格标识定义为：“人格标识是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因素，如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形象、声音，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名称等。”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可识别性这一本质属性，也认识到这种可识别性与人格之间的天然联系。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志（或标识）标明特征的记号，相比较特征而言是更外围的概念。综上，如果把人格标识（或人格标志）略作修正，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最为恰当。特征一词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特点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的征象和标志”，而且习惯用语中也有将其与人的'外在形象相连的用法，如相貌特征。人格特征相较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而言，在汉语语义上更靠近人本身，容易兼顾其内在的精神利益和外在的财产利益，同时又不失其可识别性内涵。因此，本文提出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形象代言的社会现象。
二、人格特征的界定与发展。
（一）人格特征的内涵。
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并可用作商业利用的自然人形象。人格特征至少有以下四个本质性特点：
1.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具有天然联系。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未经同意擅自使用他人人格特征可能给人格特征权利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如，未经林心如同意将其形象用作处女膜修复广告，并在广告中暗含林心如接受过此种治疗并表示支持的态度。这样的广告所反应的信息之所以会对林心如造成精神伤害，让她看到广告时有很不舒服的内心体验，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就像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等信息一样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或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积极参与禁烟公益活动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烟草形象代言人；捐助留守儿童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使用童工的厂商的形象代言人；皈依佛门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啤酒代言人，这一类广告会给代言人造成的损害归根结底是对其人格的损害，是一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其次，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隐形地表现于授权商业利用的人格特征一直伴随着尊重自然人人格权这一权利限制。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王力宏代言哇哈哈矿泉水，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支付代言费获得的对价也仅限于在特定范围和期限内以特定方式使用，并不得歪曲宣传形象，不得任意授权第三人使用。
2.自然人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的形象。标明自然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综合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内在的思想、情感、学识、修养等人文素质与外在的样貌、穿着、言行举止等发乎内形于外的体貌特征。人格特征具有外在性，但这种外在性既与内在息息相关又可通过它反观一个人的内在人格，这也是人格特征与内在人格具有天然联系的原因。
3.自然人人格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可识别性是人格特征的根本性特点，也是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载体。可识别性是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的，即通过其人格特征能识别出自然人本人。判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标准以一般公众的一般人之为准。
4.自然人人格特征是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共同的载体。基于上述三点的分析，人格特征商业利用是源于人寄于物的广告方式，以人格特征为载体，将公众对自然人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的认同感嫁接于产品。因此，人格特征也是同时承载人格利益并体现经济利益的载体。
（二）人格特征的外延及其扩张趋势。
人格特征的主体是自然人，既包括名人也包括非名人。虽然因为名人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价值更大，是我们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但非名人的人格特征同样具有可识别性价值，只是比名人的可识别性较小，而且一旦非名人的人格特征被商业利用则其上的财产利益也随之显现。换言之，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是显性的，非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是隐性的。如，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美心心联谊服务中心与杜秋霞肖像权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657号民事判决）中，联谊服务中心将其客户杜秋霞与外籍人士成功结合的案例和他们的结婚照用作报纸网站上的宣传广告，即将非名人人格特征之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显性化。人格特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其中肖像是最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肖像的载体可以是照片、画像或视频。肖像不仅包括人的脸部形象，还包括其他身体特征，如形体特征、侧影或背影，也可以是与某人酷似的形象。判断是否商业利用了某自然人的肖像，以一般公众能否从其利用中识别出该自然人为标准，即可识别性标准。姓名也包括真实姓名、艺名、笔名、绰号、艺术签名等所有可以代表某自然人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因此，当我们以可识别性标准判定是否属于自然人人格特征时，人格特征的外延是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并不能列举穷尽。同时，可识别性也是商家商业利用的价值和底线所在，是联系至自然人本人的纽带。但从人格特征的发展趋势来看，已经呈现出从可识别性向可联想性扩张的趋势。该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能联想至自然人的整体形象、风格或习惯用语也作为人格特征。如刘翔诉《精品购物》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中民终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将经过改动的能使公众联想至刘翔的人物肖像也视为刘翔的人格特征。二是将与自然人具有联想关系的物品也视为自然人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如赛车选手惯用的赛车配上特定场景可以使人联想到是该选手在做广告的，也被认为使用了该赛车选手的人格特征。判断人格特征的标准从可识别性到可联想性的发展无疑扩张了人格特征的范围，同时限制了合理使用他人人格特征的范围。这种扩张是否合理还有待在考察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衡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三、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类型化分析及其民法意义。
人格特征代言是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也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的集中体现，下述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类型划分围绕以人格特征代言产品广告的方式展开。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及其类型化的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格特征的本质。第一，以是否征得了代言人的同意，获得代言人授权为标准，自然人人格特征代言可以划分为经授权的代言和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经授权的代言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汤唯代言德芙巧克力、汪涵代言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等等，举不胜举。明星的授权代言期限一般为两年，两年授权代言所获得的代言费用依据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小而不同，知名度越高其代言费用越高。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林心如自爆“被代言”处女膜修复广告，马伊p被代言减肥产品，潘石屹成了“男科专家”、林志玲惨变“色情女郎”、嗓音动人的费玉清“顺理成章”变成护嗓保健品代言人等等。日益“雷人”的代言广告让“躺着也中枪”的明星苦不堪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名人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经营者未经同意对其形象的商业利用并赔偿损失。近年来，明星被代言起诉至法院的案件更以高额赔偿费的诉求著称。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体系下，经授权的代言其代言费用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即所涉及财产利益的事前积极保护。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中被侵害利益时候救济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即事后消极保护问题。第二，以人格特征知名度为标准，自然人人格代言可以分为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和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名人人格特征代言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代言方式，不再赘述。至于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因为并不常见，常被忽略，以至于起诉到法院时难以获得经济赔偿。诚然，非名人因为其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相对较小，宣传作用比名人小很多。但如果某一品牌使用非名人的人格特征为产品作宣传，本身就可以说明该人格特征对产品具有宣传价值，宣传价值自然带来经济利益。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名人因为常以产品代言为谋利手段，因此其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是显性的，容易确定的。非名人不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则是隐性的，不易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人格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大小的区别，不是有无的区别。第三，是否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推荐、支持态度为标准，可以将代言分为支持性代言和非支持性代言。支持性代言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支持、推荐等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没有任何支持意味，只是简单地将产品与自然人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吸引消费者注意。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支持性代言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而且体现代言者的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更松散。这种分类在判断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时具有实质性意义。第四，以代言广告所涉及代言人的民法利益为标准可以分为：
（2）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
（3）只涉及被代言人人格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根本不愿意将其人格特征与商业广告相连的艺术家形象被用于广告。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权利体系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格特征上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民法制度。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二种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中是否不存在人格利益是有争议的，如美国法院认为强制名人代言某种产品是一种强制言论的利益损害。
总之，现实生活中，名人因代言产品广告以获得高额广告代言费或因“被代言”某产品而起诉法院索赔巨额经济赔偿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种与产品宣传相连而产生财产利益者，即人格特征。人格特征是指自然人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体性标志，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一方面是自然人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凸显后对民法保护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因处于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与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二分的中间灰色地带而产生的定位尴尬。在澄清人格特征基本术语的基础上，在现行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框架内，寻求人格特征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协调与保护是十分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论文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各位同学准备的4000字民法论文。
通俗意义上理解,夫妻一旦离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也随即消灭,不存在相互扶养的义务内容,但从传统社会生活的角度考虑,女性养育子女、照料老人、打理家务等等,其重心往往倾向于家庭而疏于事业,部分女性全职持家,从社会价值来讲,女性回归家庭对于老人、子女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丈夫一方也会因为后方稳定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但这一切仅存在于持续、健康的婚姻关系当中,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就会暴露出更大的问题。
广州某媒体一则新闻,事业有成的阿军要和结发妻子离婚。妻子全身心照顾家庭,丈夫则在不断进修中成就一番事业,阿军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离婚,妻子不同意离婚,还请求法院判令阿军履行每天2个小时照料家庭的.义务,对以前未履行的家庭义务以每天2小时计付代偿家庭劳务费,至共计15年,10950个小时,以其时薪的1/5计,每小时200元,共计219万元。
一、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关于夫妻离婚后扶养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
新的《婚姻法》颁布之后,在立法的层面增加了离婚后的帮助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是指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离婚损害赔偿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过错而引起的离婚案件,财产分割时,对于无过错一方,应适当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
二、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中夫妻离婚扶养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养的概念。
法律意义上的扶养也有区分,广义的扶养泛指一定范围的内的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互相供养、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权利义务关系,囊括了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形态。狭义的扶养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权力义务内容。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这里的夫妻扶养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扶养而不包括婚姻关系之外,对于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的一方,只能请求适当经济帮助作为救济,对于全职家庭妇女来说,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消灭,离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还可能因此丧失子女抚养权,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二)虽然规定了家务补偿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家务劳动的补偿限于夫妻婚前约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夫妻分别财产制的范畴,但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本着长久共同生活的目的鲜有夫妻会约定婚后财产的所有形式,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夫妻采用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的夫妻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像案例里的情形,妻子全职家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采用分别财产制,婚姻关系一旦消灭,无法获得家务劳动补偿,妻子的生存技能仅仅是抚育子女、照料老人,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其次,家务劳动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如何确定付出义务较多,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问题全由法官自由裁量,显然缺乏合理性。
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摘要]公共利益与社会各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民法的角度，结合到民法的特点，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及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民法；冲突；界定。
（一）“公共”的定义。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将“公共”解释为：“属于社会的、公有的、公用的”。从这一解释延伸到法律上的意义，可以将“公共”一词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地域范围――社会；第二，权利范围――共同拥有和共同使用。
（二）“利益”的定义。
霍尔巴赫认为，利益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作是对自己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1]通俗的讲，就是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追求的客体，该客体具有一定的价值符合主体的要求，该种要求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以满足物质需要，也包括民俗、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可以满足的精神需要。在实际活动中，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小区内业主保护绿化以满足自己对环境的追求、公民为了生活环境抵制光污染等。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主体追求客体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基于上述对于“公共”和“利益”分开的理解，已经能够给予公共利益下个框架，但是，公共利益的定义却迟迟不在学术界中现身，主要是因其独有的特点决定。
公共利益具有可变性。利益的可变性不可置否，个体对于利益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不定的，是个变量。而确定这个变量的范围“公共”却也是可变的。纵观历史长河，不同的时期、不同社会发展的阶段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都是不同的。就拿我国来说，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大量开垦土地，现如今，退垦还林政策已进行了数十年；在改革开放初期，追求经济增长是首要要务，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现在，环境作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已经被写入法律而加以保护。
因此可以看到，要想对公共利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困难的，即使做了定义，也不利于实际操作，满足不了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因此，给“公共利益”作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如一种利益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即可将该种利益归于“公共利益”：
（一）主体的非特定性。
在分析“公共”定义时讲到公共的范围，即是社会的，因此享受利益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但是，这些社会成员并不能单独分开看待，而应当将他们看作一个单位。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某个人得益而某个人损益。公共的社会性表现为地域上的范围，实则是根据地域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划分，地域范围内存在开放的群体，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二）客体的非营利性。
在公共利益中，将“利益”限定在非盈利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是营利性的利益，势必对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有利而另一部分有害，必然不能在公共范围内得到认同。只有非盈利的项目，如学校、医院、水电站等，才能作为大众普遍认同的利益。
（三）范围的法定性。
这一点紧接着上一点而产生。可以将一定范围内不存在公共利益可能的领域予以划出，或者将牵涉到公共利益必将引起不公的方面与以划出。由于公共利益的变动性，就如同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不能完完全全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只能做相应的排除，至少将已经出现的领域予以排除，以减少公共利益的错误适用。
（四）外延的相对性[2]。
公共利益的可变性决定了其不断变幻的外延。从主体来说，现在社会一个个独立的小区已经司空见惯，那么，就小区范围内的利益，对于每个居民来说，就是公共利益而非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这一点符合上文阐述的“公共利益”地域性的观点。从客体利益来说，范围可能缩小或扩大。因此，应当本着以上四个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则做有限度的、相应地扩大，增加新的共同利益要求，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公共卫生、节能减排、残疾人保障等。
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
所谓个人利益，是由社会成员分别独立占有、享用和支配的利益，侧重反映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是他种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相比公共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私人利益得以区分：
首先，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可以定义为一定范围内开放式的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私人利益的主体是特定的，是特定主体对客体能否满足自身需要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利益主体范围的不同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区别的首要标准。基于特定的主体，私人利益被具体化、明确化，因此具有了独立的法律意义。
其次，客体的不同。私人利益中的利益是私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同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社会大众共同追求的、所认可的利益，并不具有共享性。并且，对于私人利益也没有对于一定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规定。简单地说，私人利益具有个性化。
再次，权利行使和救济的方式不同。无论私权的行使还是私权救济，[3]都完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但是，若是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机构却不能推卸的职责放弃救济，相反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救济。所以，在公共利益受有损失时，公权力机构并没有选择是否救济的机会，而是必须进行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中，可以将《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合同法》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分为三类：一类是通则性规定，如《民法通则》第7条、《合同法》第7条、《物权法》第7条，他们将“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具有提纲掣领的作用；第二类是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55条、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这些规定将“不违反公共利益”作为维系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4]第三类是关于征收的规定，如《物权法》第42条，这类规定将“公共利益”作为私有财产向公有财产转移合法有效的前提条件。对“公共利益”做出具体细化的规定，对于维护私有财产的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高民事主体经济活动的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
我国的民法体系由不同领域的单行法律组合而成，每个领域都有其特殊性。就公共利益涉及到的三部法律，可以做这样的认识：《民法通则》是普遍性的规定，是对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定，规定范围较广；《合同法》出现的部分与《民法通则》有相同之处，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规定。《物权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方面会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基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关系具有的因素不同，因此可以将其分类讨论。
首先，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公共利益作为权利义务排除性的一个标准，由于公共利益涉及范围之广、内容的变换等不确定因素，致使公共利益的种类无法一一列举。而民法作为调整平等民事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属于私法的范围之内，尽可能详尽主体的法律义务和权利。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将公共利益以列举的方式做具体的规定是不合适的，没有详尽公共利益的种类必定造成不合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的后果。因此，在此部分，笔者认为不应当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规定。
其次，在实施《物权法》第42条过程中，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是私有财产所有者，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详细概括。但是在私法领域内，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显然不利于实践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相关的行政法内对“公共利益”作出规定。
在公共利益是否会成为伤害私人利益的“合法性理由”问题上，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只要某个行为侵犯私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即构成私人利益的伤害；其次，只要依据法律规定确定该行为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即构成“合法性理由”。但是，在私人利益受到侵犯后，依据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等，使私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达到平衡。
如上所述，民法本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大部分的法律关系，都是由双方合意达成，属于双方同意的意思表示。虽然他们达成的意思表示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但是如果过分扩大了对公共利益的适用，则妨碍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权利。长此以往，必将对公民权益造成影响。因此对“公共利益”加以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仍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解释或是界定。这导致在司法判案过程中标准不一、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对“公共利益”进行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能够明确“公共利益”的标准，防止情况滥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各地司法实践统一标准，不至于出现同一案子两地不同判决的情况。
六、总结。
公共利益并非私人利益，它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保护好公共利益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不能无限制地随意适用，特别是民法体系中，更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妨碍社会成员行使正当权利。因此，只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系统的法律上的规定才能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
[参考文献]。
[1]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5.
民法学论文
民法学是研究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现象和民法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习民法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民法学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体系，对于正确制定民事立法，指导司法审判实践，提高人们的法治思想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特点。
主体的平等性；内容的统一性；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
各国对胎儿的法律地位均作出特别规定，大致有以下三种：
1、胎儿只要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就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2、不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某些事项上视胎儿为已出生。
3、不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认为在某些事项上视胎儿为出生，仅是在某些事项上对胎儿的利益予以保护。――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第三种体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依《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至自然人死亡时其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因此死亡是自然人民事权利终止的法律事实。民法上的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自然死亡又称生理死亡，是指自然人生命的终结。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后经厉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该自然人为死亡。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宣告之日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日期。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继承人分别继承。
[考研:法律硕士民法学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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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物权的社会化运动导致了社会性物权的出现，即出现了“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摄入物权概念内容之中”的物权。但这种社会性物权所指的公法义务，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条件下，仅指对社会的义务，并不包含对环境的义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性物权还不是生态性物权。但是，这种观念却为生态性物权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思路。现代民法上所称之物，主要是指有经济价值的物。在物的范围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环境资源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权与环境权所指向的客体是同一的，但是，这个同一客体的形式与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作为环境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生态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为内容，物质形式只不过是它的价值载体；而作为物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其物质形式为内容，其经济价值蕴涵于物质形式之中。物权法是关于物的经济价值的归属、利用所进行的权利配置，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功能，环境功能是没有纳入其视野的。但是，物权法所设定的各种权利使得人们在利用物的经济价值时必然会对其环境价值产生影响。现在，如果要将两种价值加以协调，并且将物的生态价值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解决物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也就是其物质表现形式与生态价值内容的冲突。构建生态性物权，就是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物质性不容质疑。人们通常将对于人类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物质称之为资源。环境因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成为资源也是没有异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环境的资源属性与人们传统观念所认识的资源属性的差异性或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从对环境的资源属性全面把握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资源物质形态（在此我将其简称为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确认生态性物权的一个关键所在。第一，经济形态的物。通常，我们将对于人类经济发展有用的环境要素称为自然资源，其表现形式为资源性的物。在此，物是经济资源，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水流可以航行、矿藏可以开采加工……，并且这种意义上的资源还存在着稀缺性和多用性。正是由于资源在数量和品种上是有限的，资源在用途上是多方面的，才存在将有限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上进行最优分配的问题。如果资源不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那么就不必研究配置资源问题，任何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需求都可以随意获得和得到完全满足。如果资源不具有多用性，每一种资源只能作为某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而不能同时作为其它生产过程的投入，那么也不会存在配置问题，因为这时由于资源用途上的单一性已经固定了资源的投入方向，配置的前提已不存在了。因此，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多用性产生了多种利益的冲突，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则定分止争，这种“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质之安全利用”的规则就是物权法。
第二，生态形态的物。从生态学的角度，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与人类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其表现形式为环境资源性的物，其价值表现为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言的效用。在此，物是生态资源，我们对其理解具有生态学上的意义，森林、水流、矿藏都是生物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改善局部气候；水流则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境、参与生态系统的水循环；矿藏是生态系统中岩石圈的组成部分、也是物质和能量的储存库，它的存在对于生态平衡极为重要。作为生态性物的自然环境，具有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性。首先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人不能独占，也不能进行排他性消费；其次，环境资源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这一系统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对来自外界比较小的冲击能够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它的生态属性，通过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其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生存将受到直接威胁。这种以保护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自我调节性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系统就是环境资源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性物的双重形态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功能，并且其价值形态及其构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对资源性物的不同功能及其价值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以及保护的重要意义，物权法没有涉及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的问题，而是由后来建立的环境法弥补了这一不足。但是，环境资源的双重属性在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成立，而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民法注重环境资源的经济形态而忽视其生态形态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虽有专门的环境立法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保护问题，但它的目的实现，却必须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法律对环境资源双重形态的承认，二是对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协调机制。因此，仅有环境法的实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环境法与民法的协调与沟通；也还必须有物权法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承认。目前，物权法社会化已为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承认建立了通道，并且在物权社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但目前在立法上表现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消极承认。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承认的积极方式。
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与发展，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以公共利益为切入点，与个人利益进行比较分析，说明某些情况下公共利益的不断扩张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
希望理论界与立法者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防止公共利益被随意地进行扩张性解释，同时各行政主体也要认真对待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一词，最初是由群体利益发展而来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不同类型国家的出现，它的内涵、外延、表现方式和实现的途径皆各有特色，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翻开我国的法律，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各部门法律规范中，始终出现公共利益这个法律名词，尤其在公法性质的部门法当中，出现的频率更高。
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谓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德国法上的用语，是指法律规范的法律要件中存在着一些内容特别空泛及不明确的法律用语。
[1]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
故只能从侧面来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社会性。
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公共”二字上。
所谓公共，即代表了不确定的多数人。
所谓综合性，是指在这个多数人的集合体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存在着共通性，通过社会媒介，把各个差异性的个体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稳定的利益集合体。
社会性指公共利益是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而独立为空中楼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利益也会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特点。
而个人利益即是一种简单的个体利益，具有零散性、独立性和社会性。
零散性是由作为个体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每位公民皆是国家和集体中的单一组成元素，是群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
独立性取决于社会对每个主体法律地位的认可。
社会性则是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每个主体所有的物，需有同社会他人进行交换的可能方显示出物的价值，这种价值即为一种利益。
马克思指出：“公共利益不仅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中，而且首先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因此，公共利益反映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宏观的利益集合体，而个人利益只是公共利益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两者是相对的概念。
(二)公共利益并非多数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现代宪政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仅仅以人数的多寡来界定公共利益是十分错误的，同样会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因此法律在规定何为公共利益时应综合平衡各种利益，包括私人之间、私人与公共之间、公共与公共之间的利益关系。
尤其在公法性质的部门法中，在注重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不能忽略私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
我国学者叶必丰教授指出：“公共利益是对个人利益的集合、分配和维护。
”[3]即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一种组合与融合，并进行有序的调整，进而独立于社会之中，有其独立存在的功能与效用。
契约论的观点认为，公共权力源于公民个人对权利的一种部分让渡。
此解释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权力是公民自愿让与的部分权利的综合体，但并不等同于这些零碎权利的简单相加。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
权利和权力之下，必有利益的存在。
公共权力之下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之下是个人利益。
因此个人权利的让渡即相当于个人利益的让渡。
公共权力经过对个人权利的综合，把符合国家正义、社会公平、个人道德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融合，并重新排列组合而成，通过公共利益外在地表现出来。
(三)公共利益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
尽管在某些特别领域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存在对立和冲突，甚至有此消彼长的趋势，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冲突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但同时也说明，两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正在进一步地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并逐步发展，逐步完善。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利益并未压制、取代个人利益，而是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奠定基础、铺平道路，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个人利益。
因为公共利益包含着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是各单个社会主体相同或共同的个人利益的集合。
因此，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按照叶必丰教授的观点，个人利益是由单个社会成员所有合法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分享的公共利益所组成。
公共利益越多、发展得越快，需从个人利益中提取的份额就越少，可供分配给社会成员享受的利益就越多。
[4]同时，因为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冲突和矛盾，这就需要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力量来缓和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而公共利益正合其意，从而为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稳定、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起到调节作用。
法律经过长足的发展，公共利益这个法律名词频繁出现于各个部门法之中，尤其到了当代，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各种行政行为的“黄金理由”。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许多行政活动皆以此为依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个人利益，法院也以公共利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范围，是行政机关的合理行政的范畴为借口，不予受理此类案件，导致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条道路被封死，从而激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究其根源，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与范围的不确定性，加上立法技术等问题，法律只能对公共利益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其范畴与内容并不明确，缺失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的标准，致使公共利益缺乏操作性与可评估性，所以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判断权实际上被各级政府所控制，而自公共权力产生之日起便有扩大与膨胀的倾向性，因此一旦公民质疑，政府基本倾向是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与诉累。
由于公民对公共权力有着天然的敬畏心理，各级政府恰好利用公民的信任与敬畏，一旦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即将侵害到公民、组织的财产和其他利益时，便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把本政府利益、本部门的狭隘利益都尽量往公共利益上解释，其涵盖的范围与内容就被无限制地扩大。
(二)程序上的不完善。
按照行政法中程序正当原则的要求，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在决定之前必须告知行政相对人事实和依据，在决定过程中应该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在决定做出之后应充分告知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
而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做的还远远不够，根本未实现法律的要求。
近几年在各个城市掀起的旧城改造热中，政府关于拆迁补偿标准的内容很少被公布于众，很多政府往往考虑开发商的要求进行评估、确定补偿标准，从中收取可观的土地转让费，导致一系列冲突的发生。
公民的知情权被侵害，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
古典宪政理论认为，在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公益，可以对私益有所限制，但在现代宪政理念下，无成本或者低成本来换取个人利益，以满足、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早已经遭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完全反对。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各种新兴通讯渠道的畅通，全国人大在加快立法步骤的同时，向全国各界人士公开立法过程中的各项信息并广泛征求意见，并适时采纳其中合理合法的广大公民的意见。
三、充分保障个人利益。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主张正义与公平，积极寻求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因追求利益而羞愧，反应以此为荣，因为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德沃金说：“社会的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于法律的高度尊重。”[5]要限制某项权利，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理由：第一，最初被法律承认的权利所要保护的价值并未处于现实危险或者潜在危险的威胁之中，故不值得或者说不必要对它加强保护。
第二，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会与该权利相冲突，但强硬意义上的权利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之上，故需要对该权利进行限制。
根据以上三个标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相比，更应该受限制的是公共权力而非个人权利，因此个人利益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与侵害完全歪曲了德沃金的理论。
按照价值位阶理论，将两者进行对比，即使得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来个“奥卡姆剃刀”，只承认一个确实存在且更优的价值，凡干扰这一价值的其他存在都是无用的累赘而一律取消。
这种一刀切的武断方式只能更加凸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矛盾日益加剧。
总之，在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该充分考虑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底线利益。
当公共利益侵害到公民个人利益时，因有些利益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除非得到替代性利益，否则，任何公共利益皆不得成为倾轧个人利益的正当理由。
因为此利益涉及到的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国家、社会正义的普世价值。
第二，充分原则或利益相当原则。
对个人利益的补偿应该与受损的利益相当，包括在质上的相当与在量上的相当。
质上的相当比如替代性住房应该与被拆迁的住房的建筑质量上的相当，量上的相当比如替代性住房的空间大小应该与原来的相当。
如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最深的即在于此，各种补偿金和赔偿金皆远远未达到受损的市值。
四、结论。
诚然，公共利益的问题是疑难复杂一些，令立法者与执法者无所适从，但这并不能作为随意扩张它的理由，更不能为了小部分利益而以机构利益之名侵吞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概念的难以界定也不是规避它的借口，而应该从理论上，对公共利益进行完整、成熟地阐述和分析，在实践上，个人利益至上，同时充分考虑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其他因素。
以理论作支撑，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而不同，让公民个人不因其权利的受损而失去追求公平正义、个人尊严的勇气和希望。
【参考文献】。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4]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
[5][6]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55,268.
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近代民法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为内容的私法自治原则，并将所有权绝对自由作为其首要原则加以确认。所有权绝对曾有过历史的贡献，不容置疑。然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承认与尊重毕竟是以个人利己主义的创造精神和自然法理论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财产制度的各种弊端不断暴露出来：
第三，所有权绝对原则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利己主义的创造精神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但一切均由个人意志决定，则容易造成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因此，强调所有权绝对原则既不利于他人的利益，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种情况下，产生了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德国学者耶林首先提出了“社会性的所有权”的主张，他指出：“法律家及外行人均会认为，所有权的本质及所有权者对于物之无限制的支配力，若对之加以限制，则会与所有权的本质无法两立。然斯乃根本错误的观念，所有人不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同时还适合社会的利益，行使权利方能达成所有权之本分。惟有在这种范围内，社会对于个人不予干预。若对于广阔的原野因所有人之怠慢不予开垦地把它放置，能够结谷的场所让之生产茂密的杂草，或为享乐而用之为狩猎之地时，社会对此怎能安闲视之。因此，可耕作使用而不为耕作时，社会须使更有益于土地之利用者来代替之。
所有权，它的理念与社会之理想冲突时，到底还是不能够让它存在的。”这里对于绝对所有权加以限制的思想已非常明确。19《魏玛宪法》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使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在立法中首次得以体现。瑞士民法典也规定：权利人应以诚实和信用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及履行自己的义务，权利显然滥用的，不受法律保护。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的多次修定正是基于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折中，力求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平衡的结果。物权的社会化直接导致了法律对所有权由绝对保护转变为相对保护。所有权人无论在享有的权利上、还是权利的行使上都受到法律的限制。同时，也使得所有权由绝对自由发展为禁止权利滥用。
1．对所有权的直接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各个方面：在法律调整上，不再仅仅只是民法典及单行民事法等私法规范涉及所有权的内容，而是在宪法及行政法等公法的规范中也直接对所有权的限制作出规定。如日本宪法规定对所有权可由法律进行限制，所有权伴有义务、所有权的行使须符合公共利益等；在民法上也以财产利用为中心替代了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确认土地所有权不及于与权利人毫无利益的高度和深度，确认了不动产租赁权的物权化。在规范类型上，普遍设置了所有权的义务性规范，立法加强了各类义务规定以限制所有权的行使，如容忍他人合法侵害的义务，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不作为义务以及某些作为义务等等。在权利的范围上，对所有权主体、客体、内容、目的等进行了全方位限制。在利益保护上，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第三人利益而限制所有权。所有权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以存在。这些限制已充分显示出现代立法不再将所有权视为个人绝对意志自由的领域。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发展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当然也是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
2．对所有权的间接限制。
对所有权的间接限制集中表现为他物权优位化。传统民法中的他物权本身是对所有权限制的体现。但在传统民法中，他物权始终是作为所有权的附属性权利而存在，立法及其保护的重点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占有和处分权，将物的利用或收益权能放在次要的地位，在所有权与利用权的关系上强调所有权优位，法律偏重于所有人利益。
20世纪以来，生产的社会化所要求的资源配置的社会化要求强化物的利用功能，在法律上为促进物的充分利用必须将立法重心转移到利用和收益权能。在保证所有人的所有权不受侵犯这一基本原则下，为平衡资源的私人占有和资源配置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他物权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物权对所有权的限制也日益加强，他物权的利益更受到法律的重视，出现了他物权优位与所有权虚化的倾向，物权法也由“以所有为中心”转变为“以利用为中心。”这种以利用为中心的民法新观念主要有如下表现：第一，现代各国物权法均以促进土地的利用，充分发挥物的效益为最高指导原则，如所有人若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国家可以依法对其权利进行限制。第二，物权法从着眼于维护静态的所有关系，逐步向注重调整动态的利用关系发展，对物的现实利用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如在不动产物权法中，土地利用人不论是对自己所有的土地，还是对他人所有的土地，其使用和收益受到社会和法律的全面保护。所有人仅凭观念上的所有权收取租金，原来那种绝对强大的支配权因此退让。与此相适应，土地利用人的法律地位得到提高和巩固，在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发生冲突时，法律将优先保护利用人的利益。第三，权利人可依法设定他项权利，充分利用其所有的资源。物权法这种“从所有到利用”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是为环境资源的物权性内容的构筑提供了理论基础。
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复兴。
在古罗马就有这样的法谚语，行使自己权利不得有害于他人，即权利行使原则。另外，还有权利滥用禁止的概念，即存有加害于他人目的的权利行使被看作是违法的，不被承认为正当行为。“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其所包含的“不以损害他人财产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财产”、“不允许没有补偿的损害行为”等观念对于环境保护都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这些体现古代道德的法律原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功利主义思想的“效用比较”原则。所谓效用比较是一种判断或衡量价值的方法，它要求将污染者带来污染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用或价值同污染受害者（包括社会）所受损害的社会效用或价值作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表明带来污染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用超过了受害者的受损害的社会效用，那么，该生产活动就被看作合理的和合法的行为，不得为法律所禁止和取缔。“公害责任要成立，被告的行为应该是不合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的，但如果符合其他更重要的利益，而且行为是合理的，那么，公害责任将不成立。比如，化工厂排出废气，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如果这个化工厂是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厂对废气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如降低废气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该厂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产。”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允许企业把工业污染转嫁给社会。它为各工业化国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法律观是排他的、为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辩护的理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消除环境危机就必须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改变现代工业把损害环境资源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社会的状况，使污染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为此，必须改变“效用比较原则。”人们发现，古代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是可以适应当代社会对付环境危机需要的。“同19世纪的冷酷态度相比，这个古老的习惯法原则（即权利不得滥用——作者著）显得高尚和人道。效用比较原则……允许工业利用者将其污染代价外部化。这种法律原则对活跃的财产利用者开发能够防止这种副作用的技术提供不了任何经济刺激。……它是一种不顾公众的愿望，迫使公众投资于工业发展的不正当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一项重要的民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又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为任何权利的规定，原则上只在确定一种规范，而不是具体规定权利主体如何行使权利以实现权利的内容，这就为权利人滥用权利留下了空隙，所以滥用权利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在个人主义思潮之下，权利绝对自由行使，法律不得加以干涉。
直到19世纪末，法律的中心观念由个人移向社会，其最终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并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生存。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权利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从而使权利滥用在权利社会化思潮下成为所有权得以限制的一种表现。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须有正当权利的存在。如果不存在正当权利，而加害于他人，属于侵权行为。环境损害大多是基于正当权利的行使，如对自己所有权、利用权的行使等。民法的这种变化则恰恰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物权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民法学论文范文字
1、下列选项中，属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有：
a、自然人甲与自然人乙之间订立的电脑买卖合同关系。
b、中国公民甲与中国公民乙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
c、甲税务机关和自然人乙之间订立的旧家具买卖合同关系。
d、甲税务机关和自然人乙之间的税收征收关系。
a、自愿原则。
b、等价有偿原则。
c、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则。
d、诚实信用原则。
3、下列领域内发生的民事关系应使用我国民法调整的是：
a、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b、中国开往蒙古的国际列车。
c、中国开往纽约的中国籍轮船。
d、中国飞往伦敦的中国籍飞机。
4、张某的原户籍所在地在杨村，1994年张某开出迁移证迁往李村。但在李村登记前，张某得病住院，在县城城关医院住院14个月。出院后，张某前往北京打工，并在海淀区办理了暂住证，居住期限为6个月，居住地点为海淀区某街道某号。张某的住所为：
a、杨村。
b、李村。
c、县城城关医院。
d、海淀区某街道某号。
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a、王某，理由是王某提出了宣告失踪的申请。
b、王某，理由是王某是第一顺序的财产代管人。
c、邢某的父母，理由是若指定王某则不利于保护邢某的财产。
d、王某和邢某的父母，理由是他们均为法律规定的财产代管人。
宣告失踪的主要效力就是解决失踪人的财产管理问题。人民法院指定代管人的时候，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考虑失踪人与代管人的生活紧密程度，一般指定配偶。但是如果存在对失踪人财产管理明显不利的情况时，则应该从其后顺序的亲属中指定财产代管人，所以本题答案为c。
感情不合且离婚未果而分居，分居期间王峰盖有楼房6间。王峰遇台风后被救，因为不想再见刘青而未与家中联系，独自在南方某市打工。1997年王峰与陈莹相识，并在该市教堂举行婚礼，生有一子王丽。陈莹为王峰介绍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1998年5月5日王峰因买彩票中奖30万。1998年6月6日王峰与陈莹各出资10万购买了张明的3间私房，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1999年4月8日，王峰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亡，临终前告诉陈莹自身身世，并口头遗嘱将自己原有的6间房屋由其母谢兰继承（有2名医生在场）。请回答：
（1）刘青向法院申请宣告王峰死亡，法院应予受理的最高申请日期是？
a、1998年7月5日。
b、1998年7月6日。
c、1996年7月5日。
d、1996年7月6日。
在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自然人下落不明申请宣告死亡的'时间要求是2年，且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民通意见第28条规定，下落不明满2年申请宣告失踪，满4年申请宣告死亡，从从公民音讯消失之次日起算。
a、其中3间房屋归刘青所有；3间房屋属王峰遗产，由王峰的继承人继承。
b、6间房屋由刘青、谢兰、王达和王峰之父继承。
c、3间房屋由刘青、王达、谢兰继承。
d、6间房屋由刘青、谢兰、王达继承。
（3）王峰彩票中奖所得30万元，应由谁继承？
a、谢兰、王达、王丽。
b、谢兰、刘青、王达、王丽。
c、谢兰、刘青、陈莹、王达、王丽。
d、谢兰、陈莹、王达、王丽。
刘青与王峰的婚姻关系因为宣告死亡而自行消灭且没有恢复。《民事诉讼法》168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但《民法通则意见》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期间为半年。按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即失踪公告期为三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即法院受理后最迟在1年2个月内宣告死亡，其时才约97年11-12月，王峰于98年5月获时的奖项因而不再是与刘青的夫妻共同财产。
（4）对王峰与陈莹共同购买张明私房3间的定性表达中，正确的是：
a、王峰、陈莹与张明之间买卖房屋合同无效，因为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b、王峰、陈莹与张明之间的买卖房屋合同有效。
c、王峰与陈莹取得了该3间房屋的所有权，因为张明已经交付。
d、王峰与陈莹没有取得该3间房屋的所有权。
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以登记为要件，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以登记为要件。所以答案为bd。
a、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b、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共同共有关系。
c、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按份共有关系d、王峰与陈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7、甲、乙、丙各出资5万开办一家餐馆。经营期间，丙提出退伙，甲、乙同意，三方约定丙放弃一切合伙权利，也不承担合伙债务。下列选项正确的有：
a、丙退伙后对原合伙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b、丙退伙后对原合伙的债务仍承当连带清偿责任。
c、丙退货后对原合伙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
d、丙退伙后仍应以出资额为限对原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8、住所地在长春的四海公司在北京设立一家分公司。该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北京实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实达公司的楼房一层，年租金30万。现在该分公司因拖欠租金而与实达公司发生纠纷。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法律责任由合同的当事人独立承担。
b、该分公司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又没有四海公司的授权，租赁合同无效。
c、合同有效，依照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承担。
d、合同有效，依照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及其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分公司是经过登记设立的，有营业执照，能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具有缔约能力和诉讼能力，因此，房屋租赁合同有效。但是分公司不是法人，不是独立的责任主体，其所负债务应首先由自己承担，不足部分由其法人承担。但由于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财产本身就是四海公司的财产。
9、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包含的内容有：
a、适用刑法平等。
b、刑法修正案具有无条件溯及既往的效力。
c、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d、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
a、聚众淫*罪b、组织淫秽表演罪。
c、寻衅滋事罪d、无罪。
11、下列那种情形可适用属地原则确定我国刑法的管辖？
a、甲劫持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我国南京机场迫降。
c、我国的一列国际列车在俄罗斯境内，外国人甲盗窃外国人乙的较大数额财物。
d、甲潜入泰国驻华使馆盗窃了数额较大的财物。
12、外国人甲在公海上带领乙、丙等5人在公海上抢劫过往商船，但未曾抢劫过中国商船。甲的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我国依法可以对甲等人采取那些措施：
a、实行逮捕b、立即驱逐出境。
c、由我国司法机关审判d、应有关国家的请求实行引渡。
解析：本题考查普遍管辖原则，根据《刑法》第9条规定，对于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中国刑法。
13、我国船舶长城号停靠在巴西港口，中国船员甲乙打架，甲致乙死亡。巴西法院判处甲故意伤害罪，处4年有期徒刑。甲释放回国后：
a、我国法院依法有权对甲该项罪行再次审判。
b、我国法院对甲某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
c、我国法院不能对甲该项罪行再次审判，因为这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d、我国法院对甲再次审判，不需考虑甲已经受到处罚的事实。
解析：根据《刑法》第10条的规定，凡在中国领域外犯罪，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我国保留再行审判的权力，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14、李某因倒卖外汇于1995年9月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修改后的刑法实施后，李某提出申诉，理由是现行刑法没有这个罪名，要求改判无罪。法院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a、撤销原判，改判无罪b、释放并给予国家赔偿。
c、驳回申诉，维持原判d、考虑到李某已经服刑2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年并予释放。
“从旧兼从轻”原则只适用于未决案，即法律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而不适用于已决案。
15、犯罪的核心要素是：
a、行为人b、行为c、结果d、恶意。
16、甲酒后结帐，要求女招待打折遭到拒绝，甲觉得在许多朋友面前遭到拒绝很没有面子，老羞成怒，一般掀翻餐桌，还给女招待一个耳光。甲打碎碗筷价值80余元，女招待面部红肿，休息2天后才上班。甲的行为：
a、构成寻衅滋事罪b、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c、构成治安违法行为d、构成侵权行为。
17、关于过失犯罪，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
b、认定过失犯罪的前提是对于该行为行为人不具有犯罪的故意。
d、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解析：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18、甲深夜在山林盗伐树木，巡夜的守林人乙听到砍伐声，为了不惊动盗伐者悄悄接近。甲砍伐的树木倒下时，正好砸在乙的头上，砸死了乙。甲的行为：
a、与乙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b、不构成犯罪。
c、不负刑事责任d、构成过失犯罪。
主客观相统一、无罪过无犯罪。
a、直接故意b、间接故意c、过于自信的过失d、疏忽大意的过失。
在公共场所私设电线，毫不顾及众人安危并造成人身伤亡的场合，较多被认定为间接故意。但是，如果采取了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的，往往认定过于自信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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